【双关】L'éphémère
*我是KisTch，我改了头换了面，因为我爹发现了我的博客，还阴险狡诈地没有点关注。我知道这篇写的太匆促，但现在也下不了手去改了。La plus belle est éphémère，我记得写这篇的时候因为截稿日将至而我课业又日益繁重，故每天只能半夜写，最后一天凌晨三点完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要猝死了。结果就写出来这么一篇东西。看在我连续几宿即将猝死的份上，我饶恕了我自己。今天是我爱上潘潘一周年的日子，我会happy一下。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搞一篇，可能会把这篇里想写没写上的东西带出来吧，不一定。总有人见到我就要4w字，可能我真能凑出来吧， 说不定呢。
以下是正文：
1.
九四年的时候，我还很年轻。
我那时还在厂里做钳工。那时候厂子就是铁饭碗，只要不在倒三班，生活如在桃花源。这一年我二十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什么都不想知道。我叼着狗尾巴草走在厂子矮窄的篱墙上，而我的青春被我落在身后，它是那样狼狈不堪、一无所有，理当被所有功利的、唯物的、成功的、充实的人所取笑。但是并没有人去理会它，它只是孤独地、荒谬地、沉默地汹涌着，在空无一物的岁月的平原上。
我三十岁以后，就很少和人提起我的青春。仿佛那扇通往那鲜活可亲的、触手可及又触不可及的少年时代的大门，已经彻彻底底地在我身后合拢，一如化工厂日渐颓圮的大铁皮间和轰然倒塌的呼呼往外冒着蒸汽的、含悲死去的烟囱们，就那样走远了、消失了、一去不复返了。
而我现在和你谈起我的二十岁，你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我从未这样凝神看着我的过去。所以我现在提起它，就如同那时在冬天透过厂子的大窗子看津港新修的铁轨，看到外面模模糊糊一列火车、窗上凄凄冷冷一片冰花。所有美好的，一片迷茫；所有悲哀的，清清楚楚。
可我从不为此而伤感。我怀念的事很多，所以不能为了它们每一件事而伤感，这是我的歪理邪说中的一条。到了我的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，像我这种普通人，想活得好一点，就得有一点儿歪理邪说。这也是我比我哥看起来要阳光一点儿的原因，我哥他一辈子没干别的坏事，就是对自己要求太高、活得太正道。但是你要问我为什么怀念我的青春，这也是我答不上来的。工厂里只有骑着自行车的工人们，穿行在青蓝色的早晨里锈迹斑驳的大桥上、穿行在粉色的傍晚里覆着盐霜的大地上，越过贯穿全城的、污浊的河水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从不改变。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想离开那里。可能就像我之前和你说的，我没有想去的地方，自然也就对“离开”没有什么执念。
通常情况下，一个人要为了自己的胸无大志、碌碌无为而羞愧懊悔。但是对于那个年代工厂的闲汉们来说，澡堂子和饭碗子就是一切，管他妈的呢，所以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和你提起这些，因为这是时代特征、环境使然，就像日升月落，怨不得我也由不得我。这座厂子就像是乌托邦又像是牢笼，把人圈在里面，看不见外边儿、也懒得逃出里边儿。如果给厂子里的人儿都做一幅“情感波动”表，那么上限就是插科打诨，下限就是打一架叫爸爸，没有亲近得轰轰烈烈的、也没有疏远得如同世敌的。在不走两个极端的情况下，厂子取中，走出了另一个极端。
于是九四年的时候那场自厂里而来又席卷至全津港的恐慌，几乎成了所有风平浪静的情事里一个奇迹般的存在。那一年春天，厂里陆陆续续下岗了好多人，这个不稀奇，但是不知道是谁添油加醋，说是这些个人全因罹患传染病而下岗，这个就把许多人都吓得屁滚尿流的，生怕自己也害了病。加上化工厂里也常有死死伤伤，所以那时候管他是胳膊腿儿炸没的、还是人被烧成灰儿了的、还是自己不耐活着去碰高压电的，都一并算作是传染病导致的。按说这个事情，厂里的人不该信，可是就是他妈这么奇怪，当时这屁大点儿的小城里，所有人都陷入了病症与恐慌的迷雾之中。在这个恐惧的大流之中，我也不甘其后，自有心事，倒不是生死这种永恒的哲学命题，不过也关于爱情这一重大的艺术主题：
我喜欢的女孩儿好像喜欢我哥。
2.
厂里的人都知道一条真理：倒三班的工人和正常工人，不能算一个工种。同理，姑娘和老大妈，也算不得一个工种。老大妈穿“的确良”，老少爷们儿都当是正常衣服；姑娘穿“的确良”，打点好的会在裙子上弄几个褶子，这个叫“仪态万方”；打点不好的，衣服贴着身子，透出若隐若现的内衣和肉体，那叫“春光乍泄”，怎么说有怎么说的理，左右就是个“好看”。年轻的糖果一样的笑容、嫩白的细滑的肌肤、还有那柔软的胸膛，使得姑娘在工厂的生态链里占据崇高地位。
但是，这种崇高地位是广泛的、因为她是“姑娘”，才拥有的，并不是因为她是某个特定的人。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其实是很残酷的，因为等到姑娘变成了一个腰腹之间都是赘肉、有着剪了之后烫的更显发量稀少的头型的时候，她们就变成了新的“老大妈”，被人所遗忘，沦为平庸之辈了。那时候的工厂，是无所谓人不人、物不物的，大家都爱看小姑娘，但只有少数那么几个人渣会去上下其手，大部分工人还是守着本分，只敢畏畏缩缩地在路过科室的时候看看那些花儿一般的姑娘们。姑娘是神选来给那时候贫瘠精神世界的礼物，在灰色的工厂和车间里，她们就是缀在那些了无生趣的故事里的最鲜艳明丽的色彩。所以选拔的标准自然严苛，逾期不候。
而高亚楠，我的初恋，并不位居此列。她不穿“的确良”，不梳花辫子，不听邓丽君，既不和厂里的男人调情，也不会对所有异性都嗤之以鼻地远离。因为她算不上一个传统意义上的“姑娘”，所以在我心里，她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变成“老大妈”的一天。我哥说“这取决于你心里有没有想着她”，意思是假如我真的爱着这个姑娘、想着这个姑娘，那她就永远都不会褪色衰老，但假如我心里没有她，而是像所有工人看待姑娘们那样看她，那她也就像一季的花儿，过了时候就自然谢了。
你们这个岁数的人，提起初恋，应该就是白衬衫、大校服、“乌溜溜的黑眼珠”，但亚楠顶多能和这些沾一点边儿，最贴近的还是最后一条。她常穿一条鹅黄色碎花长裙，骑着“凤凰牌”女式自行车，在津港彼时崎岖不平、野花盛放、野草疯长的小路上穿行。那会儿她在医院实习，上班时间比我们晚一点，所以基本看不到她路过厂子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号儿人。我认为这间接导致了我前二十年人生的毫无动力、年少无为，直接导致了第一回见面时我过于狼狈傻逼。那天天气不好，阴云冗汇，所以我起得晚了。起得晚原不算是大事，被看大门的逮住也不算大事，但如果被瞎闲逛的领导班子逮住了就惨了。我运气不好，正赶上那天劳资科长——也就是隔壁小周她爹刘长永——在厂里“视察”，这个人平时就看不惯我，觉得我对他家闺女有心思，这回可他妈算逮住我迟到了，利马儿给我报了个大过，记到了宣传科的黑板报上。如果只是这些倒还好，但这个老不要脸的东西他妈的还罚我出去站牌子示众，这是最他妈丢脸的。这种惩罚类似于你们的“罚站”，只不过要更羞耻得多，需要人站在一个指定的地方，举着一个牌子，上书这个人犯过的错误。那一天，我就站在工厂门口，举着一个涂了红底色的木板子，上用毛笔大肆挥毫：
关宏宇
今日迟到
保证以后不再犯此类错误
我从早上六七点钟的光景开始，持续站了约莫四五个小时。这期间，我第一次遇到了高亚楠。她披着一件白大褂，蹬着自行车疾驰而过——“疾驰”这个词对于自行车来说有些奇怪，但那天早上她行驶的速度确乎如此。后来我了解到，医院里的时间表也不比厂里的晚很多，所以那天她应该也是要迟到了。不过我一直可以确信的是，她那天肯定看了我一眼，还笑了一下，我一直不解其意。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想明白，如果你着急忙慌地路过平时空空荡荡的工厂门口，却发现一个二十岁的长得还算过得去的小工人举着个“我迟到了”的大牌子，如同傻逼一样的站在那儿，你也会笑出来的。不过出于私心，我至始至终都认为那天的笑了有几丝亲切，因为我们都是赶巧儿、同是在一天里追赶时间失败了的人。
总而言之，那天她轻轻淡淡的一闪而过的笑容、飘飞的长发，那天鹅黄色的、深白色的混着消毒水味道的她，在我的青春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可惜她玫瑰花蕾一样的嘴唇从未吻过我的双颊，玫瑰一样的她后来也逐渐淡出了我的青春。后来她远走高飞了，离开了津港。在这件对那时的我造成了极大冲击与震荡的事到来之前，我一直把我哥视为我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。
3.
说起来我哥这个人，在我前二十年的人生里，对他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。
我们哥俩儿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。但那时候几乎从来没有人分不清我们，走在大街上，看到气质挺拔如白杨树、面容干净如白梨花的，就是我哥；看到气质呆呆傻傻凶凶的、左耳打了个耳钉儿的，就是我。这个区分还不算什么，最气人的是修管道的崔虎，他有言如下：
“你、你、你和你、你哥就、就算是搁、搁一块儿了，我们也、也能分、分得出来。因、因为你、你哥一看就比、比、比你优秀。”
这话根本就他妈是放屁！难道人脸上还会写着“我很优秀”吗？我当时就这么问崔虎，结果他说，不是我脸上没写着“我很优秀”，而是我哥的脸上写着“我更优秀”。我犟不过他，只能敲他脑子和他说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高数书丢了。他那时很有一个想考夜校、干科室的心，所以立马就被我唬得收了声。
我哥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优秀，这个我承认。不过长着一模一样的脸、有着一模一样的年龄，他却比我更受姑娘青睐，这些姑娘里自然包括高亚楠，这个令我十分难受。想想也合该这样，人家那时候是正经编制的警察里，我呢，离他最近的时候是在警卫队干过巡街的。但警卫队照警察完全比不了，警察是破案救人，警卫队纯是看大街的。那时候治安还不好，许多活理所应当推到警卫队身上，谁家鸡飞了、鹅跑了、狗疯了，都得警卫队来管。后来我进了厂里，地位式微，更不消提。
但要我说，这些姑娘们只是看到了我哥出风头的一面，并没见过他过得困难的时候，所以才对他有一种遥不可及的倾慕感。实际上，我哥也有他很不擅长的地方，也并不是姑娘们幻想中博览群书的书生警草。我哥花在读书的时间并不长。我妈走得早，我爸在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得罪厂领导被开除下岗，卖了两个月香烟之后自杀了。只好我哥想办法养家，他一开始在一个自行车摊子修车，因为这个工作不限制时间，所以能够兼顾学业。修车的老师傅告诉他，修自行车的要想赚钱，最先学会的就是撒钉子、使绊子。开头他那个迂腐脑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后来明白过来了之后花了很长时间和修车师傅负隅顽抗，最后被修车师傅以“你不撒钉子就没有钱”为由，屈于淫威。结果他第一回撒钉子就他妈碰上我了，把我拌的个狗吃屎，磕破了下巴颏。我哥看着磕破了相的我，下定决心再也不修自行车了。后来他在警局找了活儿，凭借着他那个高智商，连续立了好几次功，成了津港有名的“青年杰出人才”。而我，他的弟弟关宏宇，在同一年，还在工厂门口举着“我迟到了”的牌子，因为操蛋部长而被全厂通告批评。
那时我甚至怀疑过，是不是高亚楠是因为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，却发现他并不是光芒万丈的关宏峰，而是狼狈不堪的他弟弟，才觉得很好笑。
我的一切疑心不是空穴来风。有一次我在路过医务室的时候发现高亚楠过来了，知道原来我们的厂医是她的高中同学。
医务室在厂子的一楼，对外开窗。那天她们俩出去之后，我趴在窗边，和阳光一起偷窥医务室靠窗小桌上亚楠带来的那本书。书是什么我至今不知道，只记得清风翻开的书页上，写着一行字：
La plus belle est éphémère
我凭借着那时候尚好的眼力和记忆力，把字母都烫在心上，回了家，写在工人日志上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只觉得这句话是一种巫术、是一种咒语，仿佛我只要破译了它，就能解开我年轻的岁月里最美丽的谜。直到有一天我哥看见了这句话，问我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。我登时就比他还疑惑，问他你也知道这句话吗？他不置可否。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予回答。
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崔虎和刘音——刘音是宣传科的，她是女人，但和亚楠一样不像小姑娘，也不会是老大妈。她听了之后露出了深不可测的笑容，说，极有可能这句话是我哥教给高亚楠的，我哥懂得那么多，会句法文也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。
我说不对呀，那他认识高亚楠是不寻常的事情啊。
刘音又说，那有什么不寻常的，医院里头盘龙卧虎，不想屈居彼地的人多了去了，高亚楠说不定是有心思当法医，去警队串门考察的时候碰上我哥了。
其实这个推测离谱得出奇，可我当时依然深觉有理。我于是警觉警惕起我哥来，二十年来头一次那么认真仔细地打量他、关注他。他倒是没注意到这些，还一如既往地、我行我素地当着他的铁面无私关青天，时不时还给买黄色影带的我拉到局子里教育一番。
可惜我哥这个人向来都是无缝的蛋，不仅苍蝇不叮，我这个亲弟弟也撬不开他的壳儿。我找不出他与亚楠交往的证据，但转而发现了更糟的东西：极有可能是高亚楠单方面仰慕我哥。这个发现令我寝食难安，时常于梦中惊出一身冷汗。
每次她来厂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厂医都和她聊得热火朝天，我听到过几次，无外乎都是“关宏峰太厉害啦，他又破了XX案子”“是啊，他只用了XX天就破了案子，太厉害啦”这种近乎采用了对仗回文诗句一般工整的赞美。虽然前者是厂医，那个听起来比较冷静的、随声附和的才是高亚楠，我依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这是最尴尬的一种不舒服，因为她算不得你的什么，所以连“心被剜走了一块儿”这样的说法，都因为太过火而不适合使用。
后来有一天，我们工人集体去医院体检。我赖皮赖脸地把自己换到了她身边儿。她低下头给我念我的体检情况，忽而抬起头看我一眼，眼神倏地一下亮起来，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关宏峰的弟弟？”
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关宏峰。”就好像我很多年后会经常说的那样。
她笑了起来：“你哥很厉害。我很佩服他。”
“你佩服我哥和我说也没有用呀！”
她歪着头：“那和你说什么有用？”
“你要是佩服我，和我说说还行。你要是喜欢我哥，得直接去跟我哥说。我不代人收表白的。”
她把报告递给我：“得了吧。我还喜欢你哥？我看你哥那脑袋瓜子，在谈恋爱上都不能比你强。”
这句话听得我很是气愤：为什么话说的好像我一定谈恋爱就很弱呢。
我没有再答话。
许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起这件事，才明白原来这一次体检，是我和高亚楠离“谈恋爱”最近的一次。但总算比我多年以来印象中的要好些，也不是完全没有交集。
4.
我二十岁这一年活得很失败，不仅没有爱人，而且我的工作比我的初恋情人走得还早。起先的时候是谣言，说是像我这种钳工班的小工不是下岗就是被调去倒三班儿。谣言传到最后的结果是领导信了，新下来那批调令里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结果我比倒三班还他妈惨，居然是被调过去当厂警了。多少算是风水轮流转，曾几何时被看大门的逮住的人，现在要去看大门了。
我领了衣服，一周之后准备上岗。我想我是多么可悲，我原来的理想是从灰工装穿到枪驳领西装，做科室，当干部，但实际却是从蓝工装穿到了保安服。没有短袖衬衫、没有黑色半截裤，那腰肥肩宽的保安服像是在嘲笑我空空如也的二十岁。我走在皲裂的土地上，感觉到那些莫名其妙的伤感向我涌来。现在想来，这可能是某种预感，预感到一个人人手里捧着画报、一个工人们扯着嗓子唱Don't Break My Heart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了。我本想着，就算去了保安队，还能在门口看看高亚楠，也挺好。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还想学理头理发呢，也不比保安好哪去。
结果连续两三天都没看到高亚楠。我旁敲侧击问了厂医，知道原来她已经坐火车离开津港了。下岗调职不止局限于工厂，她懒于应对其中的什么“政治斗争”，就戴上她的大太阳帽，拖着行李箱，炒了全医院的鱿鱼。
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又不应该的事情。我才二十岁，虽然胸无点墨胸无大志，可从来没干过坏事，也不觉得自己该有什么报应。我的初恋算不得情人的她，远走高飞得合情合理，我的稳定算不得事业的工作，被剥夺得有理有据。那天我走了很多的路，一直走到了津港的火车站。那时候火车站还没翻修，砖头砌的灰绿色的墙面和地上铺的清清白白的石板，很有一种对比。而那天那里空无一车、空无一人，找不到曾有人到来与离去的任何痕迹。
我在站台上来回走动，最后一屁股坐到站台边儿上点了根烟，看着烟雾从我的眼前升起，只感觉到憋屈得无以复加，一整个夏天的蝉鸣都过来恼我，轰轰隆隆的比雷鸣声都他妈烦人。
掐了烟后，我回去的路上被一家“停车吃饭”的馆子拦了吃饭。我至今搞不懂那个老板他妈的拦我干嘛，我看着就算一副没钱的样儿。这种馆子也是时代的产物，专门拦路上的旅客吃饭，要钱，不给就打你。当时我心里憋着火气，他让我吃我就吃。吃完了，他管我要钱。我说我没有。他说你没有钱你他妈吃鸡毛的饭。我说你他妈拦我吃的饭我凭什么给钱。
膀大腰圆的土老板脱掉T恤衫，露出他提溜滚圆的肚子要和我打一架。我撸起袖子就准备迎战，然后一堆饭店伙计围了上来，把我打得屁滚尿流。我终于和我的青春汇合了，此时此刻我俩一起，被时代和伙计打得鼻青脸肿。
我哥是在我近乎昏厥的时候赶过来的。他堂堂一个警察，带着一堆警卫队的肌肉坨子，手里拿着证件，气喘吁吁地指着那些伙计：“警察——”
伙计们吓得四散逃窜，从前警卫队来都当是玩笑，今天警察大驾光临，不免震惊。再一看居然和我他妈长得一模一样，不知道是明白这就是那个有一个双胞胎废物弟弟的刑侦队长了，还是纯粹以为我自己灵魂分裂了，总而言之就是收了手就要跑。
警卫队的被我哥震着，拔起腿就过去拿人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抬头看着我的哥哥。他依然一本正经、不动声色。
我以为他会扶我。我想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就打掉他的手，让他滚蛋。没面子、没里子，归根到底是因为我觉得我失去我的初恋和工作，有一部分是因为他。这确实是操蛋极了的想法，可那时我就是一腔固执地、一厢情愿地这么认为。
孰料他只是站在那儿，好一会儿缓过来气息，和我说：“等会儿跟警卫队的去派出所做个笔录。”
他还有话，但我先说：“关宏峰，你他妈真不是人。”
他愣住了，欲言又止。
5.
关宏峰自那之后，很久都没再和我说过话。我原以为他是生气了，或者是懒得搭理我了。
调职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钳工班和管道工们一起去歌厅唱卡拉OK、喝酒。知识分子们从不来这里，只有无处可去的工人们在这里扯着嗓子扰乱市民休息。每至下岗调职，歌声格外响彻云霄、冲破九天。往往是因为市民忍无可忍，举报给警卫队拉了电闸，这种对生命的“愤怒嘶吼”才得以停歇。
这一次调职，我们是重灾区。崔虎去倒三班，刘音去当糖精工人。在这三个月的缓冲期里，我们考虑过泡厂长女儿、举报厂长、远走高飞等等多种可能，最后通通告败。现如今，崔虎要学会站着睡觉，刘音即将变成一个甜人儿，而我即将拥有一份新鲜出炉的现世报，当年我如何咒骂看大门的，现在我就要怎么看大门。
我们唱完了《无地自容》，又唱了蔡琴的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想起曾经工人们摸黑跑出歌厅的经历，我们决定提前离开。
走到门口儿的时候，崔虎回头看了一眼，好像是在伤感地注视着一片塌陷的桃花源。
他忽然说：“我操，关宏宇！”
这是他这辈子说过的最流利的话，我差点没当场给他个耳刮子：“你操不了！”
他说：“你看那、那人、是是是、是不是你、你哥——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确实是有一个身影，穿着白衬衫，趴在吧台前。我凝神望了望，说：“不是。走吧。”
看他们往家里走之后，我迅速跑回了歌厅。
我的哥哥关宏峰，正伏着身子趴在吧台上。他不唱歌，不愤怒，就是那样待在那儿，盯着眼前的酒杯。他的白衬衫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短袖衬衫，但小工人不能穿这个，只有蓝灰的工装。他的领子开了几个扣子，脖颈之间一大片红色，我知道有种人喝了酒就会过敏，浑身发红，可能他就是这样。歌厅老板的大白肥猫趴在他旁边儿，喵呜一声打了个哈欠，它不打还好，一打哈欠我还以为它是要咬关宏峰，登时也没多想就冲上去想赶走这只猫。
可我还没出声，关宏峰就坐起身子。那只猫钻进他的怀里。他抬起头来，看着我，眼睛里蓄满了朦胧的水汽：“不要欺负它。”
他的声音那样轻，几乎像是不为了使我听见而说出口的。
我问他：“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在我的认知里，他从来没喝过酒，所以现在这样，十有八九已经醉得不行了。
果不其然，他没有回答，低下头拿食指去逗弄小猫。
过了好久，他说：“关宏宇，我快要死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瞎说什么。”
他说：“我快要死了。”
他接着说：“我不想死。”
他的这句话如同西伯利亚席卷过境的悲风，寒冷干冽地刮在我脸上，如刀片骨，活生生地疼。
我后知后觉，才反应过来，他是不是也听说了有传染病肆虐，就告诉他：“你不会死的。”
他说：“不，我的病都十多年没犯了。现在它又来了。我快死了。”
我慌了神，像厂长开导要自杀的小姑娘一样告诉他：“你死不了。你才二十岁。你是不是心里不高兴？别瞎说啦！”
接着我说：“你没有病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要是有那十几年的病根子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你死不了。”
他像是不倒翁一样固执己见：“我不想死。”
“你死不了。”我又感觉到那种伤感，涌上我的喉咙，呛得我要流眼泪，“你死不了。等你明天酒醒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去新疆、去西藏。操他妈的津港，不待了行不行？”
他呜咽着，声音像是冬天拉起来的马头琴：“我不想去别的地方，我也不想死。”
见我好久没话儿，他又说：“我只有一个想解决的问题。”
我终于找着了个把他从这歌厅拉走的机会，于是立马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个好地方，肯定能解决你的所有问题，赶紧走吧——”
所谓当你凝望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望你。所以关宏峰疑惑地看我的时候，我就认真地看着他。
“可以解决所有问题？”
“对，所有的。”我告诉他。关宏峰醉了真是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但幸亏他醉了，不然我还真没办法对付他。
他缓慢地点点头。过好久，才抄起吧台旁边不知道谁遗忘的伞，起身欲走。
我问他：“你拿伞干嘛？”
他冲门外扬扬下巴。我一看，他妈的，雨大得拍门上都留印儿了。
6.
关宏峰抄了别人的伞，我出了门抄了别人的自行车。我们两个如亡命之徒、江洋大盗，最终我蹬起自行车，他坐在后座撑起了伞。这伞还他妈挺大，足够笼两个人在里头。我们从歌厅门口冲下坡，水哩哩啦啦从地上溅起来。
刚到了平地，忽然夜幕拢在我头上。亏得我那时还年轻，两眼一抹黑都他妈可以不管不顾地往前飞，没有摔在雨天和稀泥一样的地里。花了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：“伞！伞！伞他妈塌啦！我看不见道啦！”
在我喊完这句话之前，关宏峰已经把伞从手里丢了出去。这朵坍塌凋谢的蘑菇被呼号的怒风吹到路边，我看它最后一眼时，它的皮和骨已然彻底分离。
我很少说我青春里的哪一段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无论初恋还是工厂，还是在此之前短暂而轻飘飘不真实的校园时代，都没有对我此后的人生产生多少不可逆转的影响。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个雨夜从我的青春里拿走，我一定会和他拼了死地打一架。
按说这并不是什么美好幸福的场景。这个灰蓝色的雨夜，大风呼啸而过，雨水歇斯底里。群星散佚，灯火长明。我们穿过整个津港，由家向着那个承载了我所有迷茫与无所适从的工厂。路上没有行人，楼房门户紧闭。有一户人家窗外阳台上的盆栽掉了下来，混着大雨发出微弱的碎裂的哀鸣。泥土还保留原状，坚持了几秒钟没被大雨冲塌。那簇盆栽落在了街灯下，被雨洗得浓郁而不艳俗，我们从那盆植物旁飞过的时候，发现那是一簇月季花。有关传染病的谣言真如癌细胞一样在城里肆虐，所以理应连大雨也洗不清这空气里的细菌。而人们此时此刻坐在还算暖和的家里，听着雨水静静敲击着他们的窗户，他们的万家灯火，被雨融化在这稠密的夜晚里。
鸟儿逃离自由回到了鸟笼，我们他妈的却还在传说中病毒肆虐的大街上横冲直撞。我那年轻的哥哥，现在是一个小醉鬼，靠在我的身后，脸颊的热度直接穿过了我被雨冲透的衣服。这个晚上属于我们，属于九四年，属于我二十岁这年并不热烈的夏天，而这一年我随时有下岗的风险，我的青春一贫如洗，我的未来扑朔迷离，似乎没有一件事值得让人高兴。可是这一连串的事情碰到一起，让我在那短暂的时光里觉得我很特别。说起来你可能觉得很好笑，但“我很特别”这个认知在当时一瞬间就击中了我，让我禁不住轻轻笑起来。小醉鬼他靠在我身后，感到我笑得有些颤抖，嘟哝着说：“笑什么笑，好好骑车。”
有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明白我那时候是从哪里借来的胆子。在一个当时看来随时可能患病暴毙的环境里肆无忌惮地飞驰，还他妈带着一个声称自己快死了的虚弱分子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原因是那时候我并不怕死，但渴望活着。
这个夜晚被雨水冲刷得一片氤氲郁郁昏黄，可我的二十岁正是因此才成为了青春。这又是我的歪理邪说之一：青春就是在遇到一系列操蛋事情之后，你还因为这个觉得你很特别。而往后所有的日子里，你都不再会有这样的勇气和傻气。
可能你们这代人的青春，有教室黑板上写个不停的粉笔、有池塘榕树上叫个没完的知了，有做不尽的卷子、跑不完的早操、宽松肥大的校服，等你越成熟越发现那时年少无知真可贵，多愁善感又意气风发。你知晓你正青春，所以你才那样昂扬鲜活、天不怕地不怕。
而我直到二十岁这一年，在滂沱大雨之中飞驰的时候，才意识到我的自行车轮压过的、这场大雨冲洗的、我们一起穿过的，原来就是我的青春。我的青春里没有白衣飘飘的少年锦时，没有懵懂青涩的天真故事，没有选择，没有机会。我的青春就是那个挂着几个大红字的工厂，就是工厂门口晚上摇摇欲坠的昏黄灯光，就是盛放在途次旅道之上的牡丹月季，就是路边的卡拉OK里传来的公鸭嗓子，就是街边打太极的气功大师。是盘根错节的灰色的烟囱管道，是污浊肮脏的护城河，是锈迹斑驳的跑货的船。是收音机里刚刚兴起的股票事业，是画报上穿红戴绿的女郎。是两分钱的冰棍、是粉红色的黄昏。而它决不逊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少年往事，依然那样生长着，在九十年代那贫瘠的土地之上，欢乐、悲戚又惆怅。
7.
我带关宏峰去的不是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厂的传达室。这里不给外人用，但我也不打算让他真的去写信。
传达室外边背阳的一面儿镶了一个蓝色的邮箱，但已经许多年没有用过了。
雨已经小了很多了，我指着那个邮箱：“写信，往这里边儿投，就会有人来帮你解决问题。”
他即便是被雨浇成那样也还没有完全醒酒，只是对我说：“问什么都可以？”
“问什么都可以。”
他从兜里掏出小本子和笔，这不小程度地震惊了我，难怪是刑侦队长，他妈的这是随时做好开始推理的准备啊。
他唰唰唰地写好了几行字，扔进了邮箱里。
我说：“你去把我自行车骑过来。”
“啊？”
“哥，去把我自行车推过来。”
他于是晃晃悠悠迷迷糊糊地走向自行车。我趁机把那张纸才邮箱里抽出来，展开来看，上面写的是：
我觉得我弟弟好像很讨厌我，怎么办？
他把自行车推了过来，因站立不稳而轻轻靠在上面。
我看着他：“操，哥，你以后还是别他妈喝酒了。”
8.
有了矛盾，就要解决矛盾。
我哥的这一记直球直接把我的心砸碎了，拼也不是，扔也不是。我忘了那天是怎么到的家，也不记得是怎么进的门。我只记得回来的时候他靠在我后背，哼唱着什么“欢迎来到欢乐港，在这里一切都不一样”，然后居然他妈的就要睡着了。这可害的我心惊胆战，生怕半路颠一下把他伤了，又不敢把这祖宗叫醒。
有件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：我哥年轻的时候，很难被叫醒。并且即便是叫醒了，他也不会动身干什么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，至少过个十几分钟才会真的起来去做事。
因为这个事情，我一直觉得他刑警生涯后期需要淌的黑道儿越来越多，很大部分是由于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，但他却让它错过了五六点钟的黎明，所以白天把他推回了黑夜。但后来我哥睡得越来越少，我又忽然觉得，或许黑夜也欠他一个月亮。
你也许知道他伏身于黑暗之中之后的故事，所以如果你要想象那时候叫醒他的难易程度，直接和让后来的他休息休息这件事划等号即可。
所以第二天早晨喊醒他后，我毕恭毕敬地奉上了一盒磁带。这盒磁带里刻了草蜢的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。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，我给他放了来听。
他并不喜欢这类歌曲，这个我知道。于是我告诉他：“这盘磁带是别人给你的。我开门的时候，发现丢在咱们家门口了。上面写着‘答案’。”
现在想想，他当时看着我的表情，绝对毫不掩饰地写着‘我他妈知道你在搞什么鬼’，可我一心被自己的小聪明所打动，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出来。
打这之后，我每天早上都给他送一盘磁带，从窦唯到崔健，从唐朝到纵贯线，一个不落。他一开始会和我说：“不要放了，不好听。”到后来，索性连句话也懒得理了，反而偶尔还会评价一下歌词。我发现他比较喜欢纵贯线的歌，这个乐队因为我不是很喜欢，所以我并没有太多库存，只好去唱片店多买了几张。
有一天早上，我喊他起床失败了。他窝在被褥里，用极小极小的声音问我：“你天天给我放磁带，是想干嘛？”
我说：“哥，我不讨厌你，因为有情有义，我也永远都不会丢下你。”
他依旧闭着眼睛，没有再说话。
那天晚上，他让我把我的日志拿过去，给我读了之前亚楠本子上的话。我至今已经想不起来这句话的读法了，但仍然很深刻地记得这句话的意思：“美好的总是易逝。”
9.
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“La plus belle est éphémère”。这句话完美地解释了我人生的前二十年何以那样漫长无趣，我短暂的初恋何以那样无疾而终。我哥说完那句话之后，又撂下我的日志，又接着看他的报告。我躺在他身边儿，盯着墙角的飞蛾，奔向窗外昏暗的角灯。我问他，他怎么知道这句话的。他说，支队有个写诗的，发表在津港公务员杂志上的一首里有一句这个。因为这句话生僻而委婉浪漫的特性，在体制内传诵一时。
至此，那些罗曼蒂克的猜测、法医与警官的故事、实习生的不甘与支队长的难言苦恼等等等等，统统不攻自破。我听完之后又笑起来，我哥转头看我，没有问我笑什么。
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问我笑什么。
他说：“你这几天一直莫名其妙的。我习惯了。”
他这句话又让我很开心，于是我继续乐，他继续看报告。
那时我还摸不清什么青春不青春，自由不自由的，只是觉得那场大雨不止冲刷着世间的污尘，也给我的世界洗得洁净而多彩。月季牡丹，浓到一处；破晓晚霞，各司其色。我和我哥二十年来的那点淤积物也被冲走了，所以我对他好、亲近他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
许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，你唯有挣脱自由的桎梏，才能真正的自由。同理，你只有打破青春的屏障，才能真正的青春。正是这两个字，正是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年纪给了我所有和解与反叛的勇气。不拘泥于什么，你就拥有了什么。我不认为这是歪理邪说，这一直是我引以为豪的真理之一。我现在仍然怀念我的青春，这也是我不再青春的象征。
我哥那时候也还年轻，所以被人所爱也还是他能理所当然接受的事情。岁月的变迁与流逝之中，这是为数不多的他失去了，而我为之感到万分惋惜的特质。他似乎心安理得的接受着我态度的改变，全然不问缘由。
“美好的总是易逝”，这句话总是在飞速的应验。两个月之后，我们的又一批下岗名单下来了。我发现“关宏宇”三个大字位列其中，居然淹没在人名里，一点都不显眼了。
10.
崔虎又请我去唱卡拉OK。我点了崔健的《一块红布》，他点了张楚的《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》，那时候这歌还很新。他一路磕磕巴巴，我一伴唱唱的都比他全，真他妈荒唐。最后唱完了，歌厅老板说你俩真他妈忧国忧民、心系苍生。
我很想转头告诉他，我不心系苍生，我只爱我自己。这个我自己里包括所有所有我爱的人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对他们的最崇高的敬意，他们组成了我的一部分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自己。我算什么？我一无所有。
崔虎拉我送他回工厂，倒三班的工作现在刚刚开始。我说去你妈的，我他妈打死都不再进这个厂子了。
崔虎说：“我、我、我觉得你这、这、离了你哥，就、就变、变成，单、单细胞暴、暴力男了呢。”
我说别他妈放屁，再说我什么时候离了我哥了。
崔虎傻乐了几声，打了个酒嗝，摆摆手往工厂回去。
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个夜晚，都忍不住要怪罪所有的属于这个夜晚的人。如果有一个人把那些被吞没在夜色里的话说清楚，我他妈就不会赶不上我哥离开津港的那趟火车。
11.
说起来，我原是见过那趟火车的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被那辆车堵在了道口。那绿皮的老旧玩意儿，缓慢地驶过。我就像一个傻逼，眼睁睁地、无知地看着这辆载着我哥的列车，碾碎了所有未曾流过的泪水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出门听人说，我哥被调到外地去了。
去警局，去支队。哪里都找不到关宏峰。
我本该去厂里混吃等死到月末下岗，但那天下午，我骑着自行车绕了半个津港。我最后还是去到了火车站，想起几个月之前，我就坐在这里。我的初恋远走高飞，我的铁饭碗变成了一粒米饭。但那时候只觉得心里憋气，而现在我只觉得很想叫屈。
小工人注定是没有理想的，我也没有。但这并不是我要失去一切的理由。十多年之后，我认识了更多的人，学到一种新的说辞，叫时代使然。时代使然，那时候那个条件的人，如果有情有义，那就免不了失去。因为你没有选择，也没有想法。
我没有再点烟。天上的太阳烧干了大地，但没有烧干云朵。我一直站到下一列火车进站。
我站在那儿，等了很久。几乎等到所有人都散去之后，我看到我的哥哥缓慢地从车上走下来。他看到我，有些诧异。
“关宏宇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……”我看着他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我想起来问他：“你不走了？”
他说：“我不想死。”
我花了很长、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。
他走到我身边儿的时候，我拥抱了他。没等沾到他的肩膀，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掉。
他也轻轻地抱住我。这个拥抱像它早就本该的那样，亲切又温暖。
他说：“关宏宇，你还年轻。还有很多机会。”
我点头，可我说不出话。
他又说：“你岁数不大。津港的院校看年纪都看的不严的，随便考一个吧。工厂早就不是桃花源了。”
他的最后一句话又惹得我几乎要放声痛哭，可我只是搂他搂得更紧，好像只要这样，我的二十岁、我的九四年、我的青春就永远、永远都不会流走。
往家走的时候，换我哥骑车带我。他的白衬衫被风灌得鼓鼓囊囊，好像一只风帆。夕阳西下，倦鸟归时。我和我哥说：“哥，我给你唱歌你听不听。”
他说：“不听。”
我就给他唱了《恋曲1990》。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我唱的是“永远不变的是我的双眼”。
他问我：“不是‘无怨’的吗？”
我笑了：“‘无怨’和‘不变’，没区别呀。”
他不再说话了。
我问他，明儿工厂欢送会，还要选情歌的，唱这个行不行。
他点点头。
12.
结果最后我并没有唱这个，改唱了张楚的《姐姐》。
他们说，关宏宇，是要你唱情歌啊，抓阄抓的嘛，你不能赖账。
我说我没有。
刘音说，你这把姐姐当情人，也不看你自己到底有哪个。
我说，我没有姐姐，还没有哥哥吗。
这句话听得我坐在台下的哥哥脸色一变，而我趁乱退了台。
在外边晃荡了小半天，我回了传达室外边儿，绕到那个蓝色邮箱那儿。果然里面有张纸。
纸上写着：
我弟弟好像太喜欢我了，怎么办？
我笑起来，这时听到楼顶的窗户被推开，我的哥哥用彼时仍会气恼的声音喊我：“关宏宇！”
我抬头看他，并不害怕：“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”
他不回答。
我又说：“你看，你做了二十年好人，这还不是造了孽了。”
13.
我哥小时候一直很崇拜我爸，所以即使我爸那么不负责任地死了，他也从不怪他。有一次老师让我们用新学的词汇造句，到了第二天要交给她检查。于是这次我们哥俩一起受了老师的全班通报批评。
我哥用的是“庄重”，因为我爸的缘故，他这样写道：
世界上最庄重的东西是死亡。
老师说：“关宏峰你写东西可不可以积极一点？——还有关宏宇，你抄你哥的作业也比让你哥给你写强吧？”
老师这句话可说错了。我虽然用了我哥的句式，但是内容完全出自于我自己。
那时候我热衷于看家里留下来的书，有一本叫《百年孤独》的，我他妈啥也看不懂，但有的地方确实写的很好。后来我知道我看的是盗版，心里还很愧疚。当然再后来就不愧疚了，因为但凡声称自己是在八几年读过《百年孤独》的人，没有不是看的盗版的。
我用的是“庸俗”，我是这样写的：
世界上最庸俗的东西是爱。
那天下午，我哥被我“造了孽”的说辞弄得很是困惑，一时间连气都顾不上了。
我接着说：“你拿世界上最庄重的东西骗你弟弟。你说你当罚不当罚？我看当罚，应该重重的罚！”
他拧着眉头：“你又要干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我要罚你，接受这世界上最最最庸俗的东西。”
14.
现在我已经三十九岁了。那些时光，恍同昨日又恍如隔世。我曾经怨恨我爸为什么丢下我们那么早，可现在，到底又有些释怀了。人活着，要保住些什么，就得失去些什么，无非如此。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我永远、永远都不会丢下我哥。
噢，对了，当年的故事还没完呢：
15.
他气鼓鼓地又吼了我一句：“关宏宇！”
而他的声音也逐渐消散，在九四年津港最后一缕裹挟着暑气的微风里。
F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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